1945年东京审判时,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,梅汝傲反对。他表示:“中国遭受的侵略最深,抗战最久,牺牲最大。而英国只会一味地忍让和投降,没资格坐在中国前面。” 东京大审判的法庭庭长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人,名叫韦伯。在审判开始之前,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需要敲定,其中每个出庭参加审判的国家座次如何安排,是亟待商榷的问题之一。 审判长不用多说,自然是坐在正中的位置,但其他出庭的国家怎么坐,韦伯提出应该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来排。但如果按照这个顺序的话,中国就会排在英国后面。这样的座次顺序在东京大审判中明显是不合理的,所以梅汝傲第一时间就提出了抗议。 梅汝傲觉得中国应该排在第一个,美国排在第二个。按照梅汝傲的提议,坐在韦伯身边的应当是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。除了座次这么排列之外,审判现场的国旗顺序和入场顺序也应该是这样。 对于梅汝傲的提议,韦伯直接拒绝了他。或许换做其他人,在这个问题上被拒绝了之后还会力挽狂澜的争取一下,又或是会直接妥协。但梅汝傲没有后退一步,他当即脱下了身上的法袍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明确表示,如果不答应自己的请求,那么中国就会退出预演。 梅汝傲表示: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,受侵略最深的是中国,牺牲最大、抗战最久的也是中国,所以这场审判的主角理应是中国才对。 之所以梅汝傲的态度如此强硬,也是他想通过这次排座次的事情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,即在很多关键问题上,中国都有着十分明确的态度,并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。 座次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东京审判中应当受到重视,在其他联合国的会议中或是一些重要场合同样也十分关键。所以梅汝傲据理力争的并不是一个座位的先后顺序那么简单,他争得是中国的荣耀和地位。 梅汝傲的言之凿凿、句句有理,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他的看法,要求韦伯对座次进行调整。最终韦伯做出了妥协,答应了梅汝傲的提议。 除了这件事情,东京审判中还有另一个棘手的问题,那就是所有要参加审判的日本战犯里,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,并且也不打算认罪。 例如在我国犯下了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贤二等人,在出席审判的时候都是各种狡辩、颠倒黑白,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脱审判。 但为了这次审判,我国的工作人员和梅汝傲等人也没少下功夫,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面对他们的狡辩,梅汝傲将他们的罪证一一罗列出来,并且还附上了完整的证据链,其中一些罪状的审判书更是超过了20多万字。 这些审判书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涉及到侵华部分,而为了整理出来这些内容,梅汝傲和其他工作人员也是不眠不休的工作了好几个晚上。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梅汝傲更是不放心交个其他任何人来做,由他亲自主稿、审核,最终才拿到了审判庭上。 要知道最开始审判书的书写工作并不是我们,也是梅汝傲据理力争之下才将这个权利要了回来。虽然让审判庭的其他成员代写审判书更省事,并且也不会改变最终的审判结局。但梅汝傲却不这么认为,他觉得审判书的措辞和其中对于罪证的陈列,还是应当由我国自行书写才算合适。 除此之外,最终送上法庭的审判书也是经过了删减的,要知道一开始梅汝傲和助手打算提交的审判书初稿可是高达90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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